★读文思廉
经典训练是人生必要的项目
1998年12月3日，“小雪”，冬天的第二个节气。我在校园旁的“淘书乐”，淘到《朱自清全集》第6卷“学术论著编”。翻看目录，第一本就是“经典常谈”。当日无课，一个下午就把这本小书读完了。朱自清“透着优游不迫神儿”的散文笔法，令我神往。再读《序》，第一句话：“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原来这是为中学生写的，是向中学生介绍应当见识的经典。我已忝为“大学教授”，反躬自问，朱自清要求中学生阅读的中国经典，我读过几部？张潮《幽梦影》开宗明义：“读经宜冬，其神专也。”我取出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心神专一，从头读起。边读边为每一章拟标题，最后编了一册“四书目录”，以便时而习之。
从1998年开始，在专业之外“亲近经典”，已经二十多年了。期间，我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们不断追问我一个问题：在21世纪的信息化、智能化时代，古老的经典还有什么用，还能给现代人什么启示？传统经典都是人文经典，传统学问就是人文学。因此，问题实质是：在崇尚科学的时代，人文学还有什么用？朱自清借用“外国教授”的话说：“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确是一个明达的见解。然而，阅读人文经典，除了“见识经典”，还应有更重要的关乎生命存在和生命价值的文化意义。
经典是智慧的源泉
首先，经典是智慧的源泉，没有经典，我们将停止思考。在关乎生命存在和生命价值的人文领域里，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前人都已经思考过了，准确地说“轴心时代”的先哲们都已经思考过了；我们要做的，只是重新加以再思考而已。怀特海说：对欧洲哲学传统的最保险的定性莫过于：它不过是对柏拉图学说的一系列的阐释；梁启超说：《论语》为二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泉；钱锺书说：古人有言，明体达用，用之学问，日进千里，体之学问，仍守故步。亚里士多德之《物理学》，已无人问津，而亚里士多德之《伦理学》，仍可开卷有益。中西三位现代学人的话，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古老的人文经典具有永恒的价值，它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给人以心灵的启示、智慧的启迪和精神的动力。钱锺书的“体用之分”，则精辟揭示了人文与科学性质和效用的差异。
那么，为什么古老的人文经典能穿越时空，具有永恒的青春生命？简言之，这是由人文经典的文化生命本质决定的。文化是生命实践的理性升华。而个体生命的有限，决定了族类生命的无限重复性；族类生命的无限重复性，则决定了人类文化的重叠性，同样决定了人文经典的永恒性。美国学者尼古拉·默里·巴特勒说得好：“只有学者能认识到，近代世界里所说的和所想的在任何意义上属于新的东西，是多么微不足道。探索人类的本性必须提出的几乎所有问题的深度，以惊人的深刻性和洞察力解释人的思想和人的愿望，这是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以及中世纪伟大的思想家的巨大成就。”借言之，在中国，探索人类的本性必须提出的几乎所有问题的深度，以惊人的深刻性和洞察力解释人的思想和人的愿望，则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伟大思想家的巨大成就。三千年的哲学史，是百年人生问题反思史；三千年的文学史，是百年人性情怀咏叹史。三千年的人类文化，一百年的生命长度！这便是古老的人文经典能够穿越时空，具有永恒的青春生命的根源所在。
经典是心灵的导师
其次，经典是心灵的导师，一个人精神的发育史，是经典的阅读史。学习经典中的永恒真理，是智力训练的最好途径，也是获得智慧的最好途径。那么，阅读人文经典，真有那么大的效用吗？据说，弗洛伊德的墓碑上有一句话：“理性的声音是微弱的”。这是这位杰出的心理学家洞察人性后得出的结论，似乎有点悲观，却不能否定其真实性。理性的声音是微弱的，本能的力量是强大的；如果人人都能听从理性的声音，人人都能听从德性的召唤，那么“圣人”就可能批量生产了。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知识是可以传授的，“德性”却很难像知识一样被接受。
然而，人类就自甘堕落吗？当然不！《唐子西文录》记载了蜀道馆舍壁间一副对联：“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两句诗表达了前人对孔子的无比崇敬之情，颂扬了孔子在民族精神史上的巨大作用。建设这个世界，离不开劳动者的双手；治理这个世界，离不开政治家的智慧；点亮这个世界，离不开哲人的思想。在“‘四书’第七”中，朱自清谈《论语》说：“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的人格——孔子，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做人的节目：如‘君子’‘仁’‘忠恕’，如‘时习’‘阙疑’‘好古’‘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追求善的德性，是人类共同的价值。中国人说，止于至善是大学之道；费希特说，无限完善是人的使命。读完《论语》，我内心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细读《论语》，为人生铺一道崇高的文化底色。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以经史子集培植根基，借诗文书画展示才华，这是中国人的道德生活和艺术生活。歌德说：鉴赏力是靠观赏最好的作品培育的；善的德性同样是靠阅读伟大的经典培育的。正是在此意义上，赫钦斯说：不读伟大的经典，怎能称得上是受过教育的呢？
经典是治学的起点
再次，经典是治学的起点，读透一部经典，成就一门学问。不读经典，学术研究就会游谈无根。千年之前，苏轼批评学者“束书不观”：“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辞学术，当倍蓰于昔。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李君藏书房记》）千年之后，晚清陈澧再次批评学者“不肯读一部书”：“学者之病，在懒而躁，不肯读一部书，此病能使天下乱。读经而详味之，此学要大振兴。”（《东塾读书记》）今天的学人可能是明天的仕人；学术上的虚骄浮夸之风，往往会形成社会上的弄虚作假之风。所以陈澧强调：“读经而详味之，此学要大振兴。”
经典是治学的起点，在人文学领域还有其自身规律。简言之，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轴心时代的先贤们已经思考过了。中国人文学强调“师承”，强调“传统”，强调“薪火相传”；所谓“有师承乃成其学术，由传统乃成其学术”，其根源就在于此。钱穆曾说，在“三不朽”中，立言最难。立言何以最难呢？“中国几千年只有一个孔子、一个孟子，他们的言论可以传诸百世，放之四海……人不自量，人人想走这条路，到底走不上，徒增许多空言，或有一些完全不对的废言。”（《中国文化十二讲》）据此，钱穆提出了人文学研究的“三步骤”：“从来从事研究学术之三步骤：一、崇信古代一位两位学术人物。二、专意一部两部传统巨著。三、划定一范围探究一个两个研究题目。此题目则与全部学术大体有关联。”（《学籥》）从经典中提出的问题才可能是经典论题。事实上，人文学研究的经典论题无不是“老生常谈”，无不是师承与创新、传统与时代的统一；反之，只是“游谈无根”的个人“意见”而已。
钱穆把学者分为两类：“学术人物”与“时代人物”。“学术人物”就是遵循“三步骤”，踏踏实实进行研究的人；所谓“时代人物”，便是迎合时髦，追随风气，游谈无根之人。一个真正的人文学者，应当“读经而详味之”，在此基础上，面向时代，面对现实，深入社会，进行独立自主的再思考，从而实现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文章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以案为鉴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
“这么多年来，我以为自己所谓的‘勤政廉洁’骗得了家人和同事，有时候甚至连自己都信了，但在组织面前，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报道了四川省华蓥市林业发展中心原党组书记、主任李朝伟假面人生的腐败轨迹。李朝伟自认为凭借精湛“演技”能瞒天过海，到头来自欺欺人，悔不当初。
李朝伟人前冠冕堂皇，戴着好干部、好公仆、好儿子的面具；人后蜕变腐化，扮演骗组织、骗群众、骗家人的角色。他在民主生活会上说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坚决杜绝“一言堂”，而其当“一把手”向来说一不二，屡次“违法越界”；表面上为群众申报农业项目很“热情”，并自诩自掏腰包到处奔波，背后却以需要“资料费”为借口克扣项目补助……李朝伟错把纪律规矩当儿戏，戴着假面具演把戏，最终受到“双开”处分。
像李朝伟这样，戴着假面具的党员干部并非孤例。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秘书长徐力群在公开场合大谈特谈如何防止以权谋私，实际上却常年插手和干预各类重大事项决策，想尽办法为圈子内的“朋友”提供帮助，以权谋私。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李生发在“李生发”“李居良”两个身份证的掩护下开启了他的“双面人生”：作为“李生发”时，他表现得积极上进、廉洁自律；而作为“李居良”时，他毫无原则底线，办理了多张银行卡，作为其房产倒卖、行贿受贿的“隐身衣”。凡此种种的弄虚作假、乔装打扮，真相抹不去，证据也销毁不完，总有蛛丝马迹记在贪腐账上，终究躲不过纪法的“火眼金睛”。
伪装不是贪腐的消声器。这种变着法子欺上瞒下、装着样子东遮西掩的行径，看似涂上一层保护色，其实已丢失了党员本色，辜负了群众期盼和组织信任，造成的危害性不可小觑。事实表明，戴假面具的伪装如饮鸩止渴，比如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洋河镇原副镇长徐捷忏悔道，“只要自己做到小心一点，隐藏得深一点，就不会被别人发现，这种侥幸心理，害得我有了今天这样的下场。”
党章将“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写入党员义务。作为党员干部，要时常警醒自勉，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多审视自己、要求自己、检视自己，及时修剪思想上的枝枝杈杈，纠正行为上的跑冒滴漏，把知行合一、表里如一落实到平时、体现在点滴，不断锤炼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纪律处分条例对“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表里不一，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搞两面派，做两面人”的行为作出明确规定。组织要注意识别、清除戴假面具者，对于党员干部的现实表现，既听其言更观其行，既察其表更析其里，拓宽监督的路子，精准发现蛛丝马迹，把好选人用人的政治关、廉洁关，把有问题的挡在外、把好干部选上来。
（文章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