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汇聚校友智慧、启迪学生成长，丰富疫情防控期间学生的学习文化生活，为学生人生规划提供有益借鉴，3月18日下午，法学院邀请1985级校友、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祝默泉律师，以“漫谈如何‘三心二义’地成为优秀法律人才”为题，与学生们通过网络直播进行“校友说法”，100余名学生云端聚首，与学长隔空连线，共话成长。

讲座最后, 祝默泉律师详尽回答了部分同学的问题，并鼓励大家要用“心”前行 ，逐梦远方。同学们表示，通过此次讲座，对律师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并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了初步的规划，也为今后完善自我，实现职业目标提供了良好的指导作用。

【祝默泉律师简介】

祝默泉，1989年毕业于大连海事大学国际海事法律系，后留校任教。1993年至1998年底，任职香港明华船务有限公司法律部经理。1999年，作为高级合伙人加入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从事专职律师工作，其领导的海事海商部及其本人自2011年起被国际权威的法律评级机构钱伯斯 （Chambers and Partners）评为中国北方区第一等海事律师事务所和第一等海事律师。从业以来，代表国外客户处理过近千起海事海商案件，其中典型重大事故包括代表“阿提哥”轮船东处理国内目前索赔金额最大的船舶油污损害系列案，代表“皇家宝石”轮船东处理“7.16”大连输油管道爆炸起火事故，代表“桑奇”轮船东处理与“长航水晶”轮碰撞爆炸沉没事故，代表中海油处理绥中养殖区污染系列案，代表烟台打捞局处理Sea Success 救助案等等，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并能够将实务经验灵活地运用到司法实践中，为客户高效提供解决问题的策略。现兼任辽宁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海商法协会常务理事，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海商海事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船东协会保险与法律委员会委员，入选《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名单》及大连市人民政府法律专家库，大连海事大学法学实务导师。

【座谈实录】

非常感谢学院邀请我与大家共同分享个人的一些经验感悟，我非常愿意与同学们分享自己过往的一些喜怒哀乐，我认为这是一种乐趣，也是自己潜意识中的一种本能。我尤其喜欢与年轻人一同分享，希望通过此种方式，让年轻人在生活和工作中少走一些弯路，当然，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无论怎样走，都有属于自己别样的精彩，希望通过今天的讲座，能对你们今后的人生道路有所帮助。

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漫谈如何‘三心二义’地成为优秀法律人才”,为何是“漫谈”，因为我本人思维比较跳跃，有一些发散，但其实散谈或漫谈诉说的恰是潜意识里的思考。

通常大家讲三心二意，是指这个人做事情比较粗心大意，是一种贬义。但我这里所说的“三心二义”恰恰相反，是我们成为一名优秀法律人才必备的素质。“认真只能把事情做对，用心才能把事情做好”，只有最大化地发挥“心”的力量，做有情义的人，做有意义的事，才能将自己的思想、学识及逻辑思维发挥到极致。

那“三心二义”到底指的是什么，就是“留心学”“小心说”“用心做”“做有情义的人”“做有意义的事”。从这个图中可以看出，“三心二义”组成了一个类似于人的形状，二义像“人”的两条腿，“留心学”“小心说”像人的左膀右臂，“用心做”像人的大脑。这是一个总体的框架，我们要分别来讲，我先从“二义”讲起，因为“二义”是“两条腿”，是我们行走于天地间的基础。

一、做有情义的人

高情商是我们行走于天地间的基础，是我们有所作为的关键。尤其对一名法律人而言，良好的沟通是建立合作关系的第一步，而互相信任是顺利开展案件代理工作的重要保障。

在现代社会中，信任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律师，与客户之间的信任尤为重要，如果客户怀疑你，你揣摩客户的心思，很多时间就会被浪费掉，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去做案件，如果双方信任，就能事半功倍，把案子做的更好。法律是用来调整人与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互相信任就是一种润滑剂，能够加深彼此的情谊，对于我而言，客户的信任比物质上的回报更能使我获得满足。

案例

讲到这里，不得不提2005年的“阿提哥”油轮污染事故，这个案子是目前为止国内船舶污染索赔案件的最高案件，总索赔金额高达12个亿。当年的12个亿，可能相当于现在的几百个亿。“阿提哥”污染事故共涉及117个案件，最后一个案件于2018年处理完毕。最后一个案件中，油轮污染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其实是比较严重的，但当事人比较诚实，只索赔了500万，根据当时的协商，按照起诉额的17%提供担保，就是八十几万。最后我们跟法院协商，根据法院专家的报告，法院判决赔付他120万，但当事人实际损失比较大，我们就建议客户掏出比判决数额高的赔付，最后赔付了他200万，当然，200万其实也无法弥补他的损失，但确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多的，因为法院判决只判了120万。我们建议客户多赔付，而且客户也愿意，这是怎么达到的？就是因为在过往这13年的案件处理过程当中，双方建立起的深深的信任，因为客户信任我们所说出的事实都是真实的，都是为他考虑，都是为了他的利益。“阿提哥”案刚发生的时候，全世界的律师，尤其是伦敦的律师，都出面跟协会打保票，要去处理这个案子，而后来保赔协会香港分部的开解船长极力建议船东此次事故应由国内律师主导处理，他认为中国的事情由中国律师来处理比较好，因为中国人懂得中国文化，基于这么大的信任，我们投入了所有的能量，也花了很多心思去设计一些处理方案，到后期，这个案子也处理得非常好。

案例

在2016年大连港“7·16事件”相关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我结识了一位新加坡客户，当时，他对我处理案件的方式十分满意，也非常信任我，我们建立了合作关系。去年，他的船进港，刮碰了一个正在作业的小渔船，渔船上的毛绳卷到了大船的螺旋桨上，当时的状态是，小船不能动，大船走不了。这个渔船坐地起价，索赔100万，如果不赔款，不允许任何人将锚绳砍断。当时离海岸20多海里，报警也来不及，但是船期又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也是想尽一切办法处理这件事，可是渔民坚持要这么高，这样坚持了两天，考虑到船期的问题，我只能跟客户讲，确实无能为力，当时客户二话没说，告诉我已经让办公室准备100万，根本没有问我为什么，因为他认为我努力了，我做到极限了，他会接受这个结果。当时，我感到非常欣慰，因为客户信任我，认为我尽了最大的努力。

如何构成信任，其中一个最基本的标准是要有忠孝之心、还要有慈悲之心、感恩之心，要设身处地地多为他人考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领导同事、客户、行业以及社会的认可。

二、做有意义的事

我工作30多年，真正做专业律师20多年，93年去香港做律师，为船东提供法律服务，我比较专一，一直为船东服务，基本上没有代表货方去做针对船东的案件，即使条件非常优厚，我也不会接受，因为我做过船东服务，对船东比较了解，知道船东的艰难，如果为了金钱利益去做这件事，我会觉得与我的做人理念相悖。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理念，国外的协会一般都第一时间找我处理北方的案件，因为我与他们没有利益冲突。所以，我认为做有意义的事，就是要坚持自己的方向，踏踏实实做事，不要来回摇摆不定。

我们的客户大多是国外的客户，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尽最大努力去维护中国法律的尊严，我认为这也是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从不因为观点上的不一致，将责任推给法院，反而将最光辉的一面留给法官，因为在国外，有一个很强的理念，“法官是比律师还要高尚的人”，如果法官都得不到尊重，更遑论律师呢，这不仅仅是为了维护法律共同体的利益，更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

经过20年的发展，我觉得中国海商法的发展远远超出国际海商法发展水平，绝对是举世之罕见。过往20年，很多重大海事案件都是在中国发生的，当时，都是我们中国律师、中国法官、中国海事局到现场去处理，我们的海商法就是在各式各样案件的摸爬滚打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比如2018年的“桑奇”油轮撞船事故，事故地点发生在离岸几百海里以外，当时的救助应急抢险的措施只有我们中国能办得到，正如这次新冠肺炎的防控处置一样，我们的国家确实非常强大，我们的海商法真的非常优秀。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国海商法，将中国海商法推向国际，这也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比如在大豆货损、碰撞渔船、船舶进入养殖区这三类案件的处理上，我们还没有与国外的一些协会和船东达成共识，但是我们也一直在积极努力。

三、留心学

两条腿讲完了，让我们来讲讲左膀右臂。

第一是“查”，即查阅资料。90年代的香港是航运中心，为什么呢，因为香港是信息中心。而现代社会，信息获取非常方便，我每天都会在微信中看一下同行们都在关注的事情，因为时间有限，都是一些碎片式的记忆，但是一旦出现案件，我就会在网上进行搜索，带着问题去查阅，不仅要弄清楚问题本身，还要弄清他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不是单向的，而是多方面、立体化的查阅，在查阅中可能会出现新的问题，你就要扩大查阅的范围，在查阅中不断地去思考，并对信息进行有效地整合，从而形成对事物整体性、全方面、深层次的理解。比如美国从13年开始对许多地区实施制裁，他的名单也不断地更新，那我们就要进行跟踪，首先要知道从哪里能查得到这些信息，由于这套体系非常复杂，查完以后还要知道怎么检索，再比如说现在的低硫油，压载水公约等国际公约都在不断的变化，作为一个合格的法律人，不仅要持续不断地去学习新的法律条款，还要跟上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发展。

第二是“问”，不耻下问。光有法律知识是根本不够的，不去关心周边信息和社会发展，将来就不能在社会中有立足之地。所以有些知识要去学，不懂的要去问，例如大豆案件里要了解大豆属性，大豆为什么会发热，大豆如何安全储藏，这些我们都没有学过，而恰恰是这些信息，会对案件的处理起到极大的帮助，如果你不懂，如何去服务客户，所以就需要不断与专家沟通学习。有一些案件的处理中，专家出具的一些报告，和你在法律上要举证证明的信息是不匹配的，如果不懂这些专业知识，如何能对这些信息进行整合，又如何制定一个比较好的应对策略呢？所以要懂得如何去问。在我们过往审理的一个案件中，对方专家出具了一份有问题的油品报告，因为我们掌握了油品检验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要求，所以准备了非常充足的质证意见，我们将专业知识融会贯通以后制定策略，准备提纲，然后发言，最后那位专家承认他的报告有问题的，当时真的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质证。

第三点是“研”，主要是指团队之间的研究、学习与合作。我十分感谢我的团队，我的团队成员非常优秀。但是我经常跟团队里的成员“吵架”，对于一些问题，我们有不同的认识，我们会换不同的角度来沟通，最后我们会得出一个比较好的策略。团队非常重要，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而团队又是因为“情义”而凝聚在一起，没有团队的支持，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四、小心说

如何做到“小心说”？

第一点，就是要会听，做到“辨析所闻”。当事人往往传递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因此，我们需要搜寻充足的证据来核实接收到的每一项重要信息，为案件调查的顺利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2010年以前发生的碰撞事件，由于技术条件限制，我们不得不上船进行取证，出了大事故，船员都想把自己的责任推卸掉，所以他提供的信息，都是对自己有利的，不能认为他是你的当事人，就完全相信他所说的，要去核实，每次我都会到船上看航行记录，看海图，看Log Book,然后一点一点帮助他回忆当时的情况，一点一点地了解相对真实的情况。

案例

2007年左右发生的“金玫瑰”案件，两船碰撞，一船沉没，16位韩国船员死亡，我代表国内船东上船取证，事故发生时二副当班，当时海域有点雾，我问他有没有打左舵，他说没有打左舵，当时谷歌地球刚开始运用不久，我就用这份软件画出了经纬度，发现碰撞地点偏离了航海日志上记载的一个小时前的航向，这说明船往左转了，后来他也承认打左舵了，我又问他有没有鸣雾号，他开始说鸣雾号了，后来当他听说有16位船员遇难，他当时就崩溃了，承认当时为了不影响其他人休息，没有鸣雾号。

第二，要“俯察内外”，做到观外察内。我们尽管代表船东，但是船东方至少有三方：第一是船东本身，第二是船壳保险人，第三是保赔保险人，三方尽管都是一体的，但三方利益也不完全一致。

案例

2013年，我处理了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是我处理过的最复杂的案子。客户的一条散货船由大连某造船厂生产，13年交付给船东，由于当时没办法投入营运，就在造船厂码头上放着， 2013年3月9日，海面刮起了11级大风，这个30万吨的散货船缆绳断了，当时船上没有船员，这艘船就漂走并撞到了附近一个船厂的浮船坞，这个浮船坞是80年代苏联人用水泥造的，由于国内水泥不符合浮船坞的要求，需要拖回乌克兰去修，修理费用1亿人民币，而由于没有浮船坞，船厂不能营业，只能停产，损失7千万，索赔一共1亿7千万。当时，三方各有各的想法，船东当时想的是，案件的处理不要影响合作伙伴的关系；而从保赔协会角度来说，他希望尽快去修，尽快恢复生产，修理费多少钱无所谓；从保险人的角度来说，要尽量少花钱，修多长时间和我无关，三方利益都不一样。正常来讲，每一方都会找一名律师来共同处理这个案子，但是这个案子，三家同时找到我们，都是我们的客户，那我们不能随便说话，不能偏向哪一家，一旦话说的不准确，或者说一些有歧义的话，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那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

所以说攘外必须安内，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在处理一些案件的过程中，安内是最耗时间的，也是最需要智慧的，所以要知道内是什么，内部之间各自的想法是什么，又要把他们团结起来，这是比较难的，这也要靠我们的经验。

第三，要“进退有度”，掌握好尺度。在案件处理的过程中，经常需要出具一些案件调查方面的报告，写报告是有好处的，可以帮你回忆当年的案情。但是报告要怎么写，是需要掌握尺度的，哪些信息可以电话里跟客户去说，哪些信息是可以写出来，因为有一些有利害关系的信息是不能被写出去的，有的时候你觉得是在为客户服务，实际上是在害客户，所以如何去写，要进退有度，要靠生活工作经验积累慢慢达到一定的水平。

五、用心做

第一个要点是“预”，就是要“预判局势”。孙子兵法有言：“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要达到我们的目标，首先要做的，就是预判局势。在案件代理的过程中，你要首先预判案件的可能走向，，这个确实需要一定的经验积累，我们需要循序渐进地向着这个方向努力。接下来，我们要根据双方队伍的实际情况进行排兵布阵。

案例

比如“阿提哥”轮案中，我们感觉到这个案子中“溢油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当事人索赔的心理预期与漏多少吨油是有很大关联的，当时，市场上传言是8000吨油流入海里，所以我们建议客户立即委托专业机构检测油量，经过跟踪测量，减少了900多吨油，而专业机构表示，引起900多吨油差量的原因有5个，后面3个是一种变量，也就是说，不能单纯地用提单数字与接收数字之差确定溢油量，因为我们预判到对方会这样做，所以我们提前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检测，在与对方的抗争中抢得了先机，最后法院判定溢油量241吨，所以预判真的很重要。

第二个要点是“计”，就是要“制定策略”。这是真正体现自己价值的地方。90年代中后期，很多香港本土的保赔协会前辈，为中国海商法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中国市场正在发育期间，他们认为中国的事情应该由中国律师来办，因此，很多案件都直接把案件分配到国内来，这对中国海商法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司玉琢老师是中国海商法泰斗级的人物，没有他，就没有中国海商法的今天，他将我们带入了这个市场，而香港的这些前辈们将市场和实践的机会留给了我们国内的律师，让我们在摸爬滚打中积累经验。每次在遇到案件的时候，前辈打电话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strategy ”,就是“策略”，也就是“怎么办”，这三个字，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们整天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围绕着怎么办？如何帮人去处理？制定策略是非常重要，而之所以能成功制定策略，就是通过前面的这些“用心学”“小心说”，共同作用达到目的。之前提到的大豆案件，之所以我们能打赢这个案件，就是因为我们制定了成功的策略。

第三是要点是“校”，就是要“调整策略”。策略制定出来，要不断去调整。

案例

在“阿提哥”案子中，刚开始，我们在05年的时候赔了38个案子。当时我们的策略是，不管证据如何，只要对方索赔，根据索赔金额，再根据养殖区域离漏油点的距离，制定一个指标，我们是以10%为准，如果你的养殖区在漏油点两海里以内，索赔100万，赔付10万，按10%来算，随着距离扩展，第二层圈（按照三海里一个圈）按照7.5%赔付，第三圈5%，当时完全是拍脑门，为何设计这个方法，就是为了获取数据，因为只有掌握数据才能赢，“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通过第一轮的赔付，我们就大概掌握了市场情况，在第二轮谈判中，我们就调整了策略，不是盲目按照索赔数额和距离来赔付，而是要根据你养殖区域的大小来确定赔付金额，两轮下来，处理了70多个的案子，这时候，这个事情基本已经结束了，因为通过前面两轮的赔付，我们已经在市场上设定了10%的这个标准。

以上就是我的经验分享，结合我这么多年的工作体会，对“三心二义”进行了一个整体上的阐释。其实你所做的事情，都会被看到，只要你用心去做事，所有人都会看在眼里，甚至连你的对手都会认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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