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知同意规则的结构性困境及其纾解：基于美国个人信息立法家长主义探索的启发

沈浩蓝（西南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学院）

摘要：由于“有意义的同意”的达致条件难以实现与个人信息共享的不可避免性，告知同意规则面临着结构性困境，其作为个人信息自我管理机制的规范目标无法实现。数据最小化方案是《美国隐私权法案（2024）》对以家长主义克服个人信息自我管理失灵的探索。这一方案对中国纾解告知同意规则的结构性困境具有参考价值，但也存在摒弃同意的道德风险与家长主义立法的僵化风险。中国可构建最小化告知同意方案，一是渐进划定告知同意的最小化范围，对范围外的个人信息处理作出单独同意规定；二是作出实质性透明度要求，包括简化隐私政策以保证告知可读性，细化告知义务以保障用户随时行使撤回同意权。在此过程中，可引入隐私增强技术试点计划，探索平衡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技术之治。

关键词：个人信息；告知同意；《美国隐私权法案(2024)》；家长主义；数据最小化

发表于《中国海商法研究》2025年第1期

原文链接：/kanwu2025016676.pdf